繼承傳統與立異標新
——張立文師長教師的中國哲學史研討
作者：吳圣正（山東師范年夜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 《貴州文史叢刊》2020年第一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三月初八日癸酉
耶穌2020年3月31日
摘要：張立文師長教師在中國哲學史研討領域有著杰出成績，是該領域的一位領軍人物。張師長教師的中國哲學史研討起步于宋明理學研討，其《朱熹思惟研討》是學術界第一部研討朱熹思惟的專著，在國內和國際學術界惹起了強烈反響；其《宋明理學研討》《陸九淵思惟研討》《王船山思惟研討》等也是國內外相關領域的開山之作。張師長教師的中國哲學史研討沒有局限于宋明理學，也沒有局限于國內學術界，而是從先秦“六經”跨越到現代新儒家、從中國跨越到韓國、越南，出書了《易經思惟研討》《李退溪思惟研討》《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等開創包養一個月性著作，發表了大批富有創見性的論文。在中國哲學史的研討中，張師長教師創立了“邏輯結構”“范疇剖析”等方式和“本身講，講本身”的原則，并建構了“和合學”“傳統學”“新人學”的理論體系。
關鍵詞：張立文、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
中國哲學史研討始于上世紀初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此后還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年夜綱》（上），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年夜綱》，這些著作是上世紀前四十年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哲學史的研討結果。此后中國進進了戰爭和政治運動接連發生的歷史年月，中國的人文社科以及哲學研討所包含的中國哲學史的研討也基礎墮入了停滯狀態。期間盡管也有一些中國哲學史的著作或教材面世（如馮友蘭所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但由于遭到“左傾”思潮及“唯物—唯心”二元哲學觀的影響，這一時期中國哲學史的研討存在宏大缺點。此外，這一時期盡管有一系列中國哲學史的研討結果，但它們年夜都屬于“通史”性研討，截止二十世紀七十年月末，尚未有中國哲學史重點人物的專題研討結果出現。上世紀八十年月初，張立文師長教師的《朱熹思惟研討》的出書無疑是嚴冬過后的第一聲春雷，連同他的《宋明理學研討》，張師長教師不僅為本身也為整個中國哲學界的中國哲學史研討開辟了標的目的，樹立了旗幟。並且，貫穿于其整個哲學史研討生活，張師長教師不步後人后塵，不照搬後人方式，而是以其嚴密的思慮、深奧的洞察和敏銳的時代感確立了新的研討方式，得出了新的哲學史觀點，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了屬于本身也屬于時代的新的哲學理論。絕不夸張地說，張師長教師是自上世紀八十年月以來中國哲學界的一位開創者、引領者和集年夜成者。
一、中國哲學史研討的起步——宋明理學研討
張師長教師生在舊時代，長在紅旗下，成績于改造開放的新時代。他讀過舊式的私塾，上過舊式的中學，參加過土改運動，曾就職于糧食局，于上世紀五十年月考進中國國民年夜學，又歷經“反右”、國民公社、“文明年夜反動”、“批林批孔”及改造開放等各種運動與變革。期間有過困難，有過迷惑，有過委屈，有過誘惑，但一切這些都沒有動搖他對奧秘的哲學殿堂的向往和對中國哲學的深深的熱愛。1960年年夜學畢業后，張師長教師被分派到中國國民年夜學哲學史教研室，負責宋元明清哲學的研討與教學。于是，宋明理學成了張師長教師起首需求霸佔的難關。當時，由于政治環境的緣由，中國哲學界研討先秦和近現代的較多，而宋明理學則被視為禁區，很少有人研討。可是，張師長教師沒有被這一“禁區”嚇倒，而是認為“中國哲學史作為哲學系的一門主要必修課，不講宋明理學是不可的，否則，就不成為哲學史。既然要開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一個岑嶺，不研討它是不可的。”[1]
在宋明理學家中成績最年夜、影響最深遠的莫過于朱熹，于是朱熹就成了張師長教師的宋明理學研討的重要對象。當時研討宋明理學的人很少，研討朱熹的人更是沒有，是以可借鑒的研討結果少之又少。張師長教師在接收、借鑒已有的無限研討結果的基礎上重要通過閱讀朱熹的原典資料來研討朱熹的思惟。由于當時的學術建設落后，僅彙集朱熹的原典資料就是一件難以完成的任務，但張師長教師以其堅韌和勤懇，通過借、買、抄等伎倆完成了。從上世紀六十年月初到七十年月末，在那包養甜心個知識與知識分子、儒學與宋明理學備受歧視的年月里，張師長教師頂著各種壓力與干擾，默默無聞地從事著朱熹思惟與宋明理學的研討，筆耕不輟，從不言敗。終于，從1978年開始張師長教師的宋明理學研討開始開花結果。這一年，張師長教師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關于宋明理學研討的論文《朱熹唯心主義認識論批評》，次年又發表了《論朱熹的“一分為二”和他的形而上學觀》《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學說》等論文。
1979年10月中國哲學史討論會初次在太原召開，張師長教師提交了題為《關于哲學史方式論的幾個問題——從朱熹思惟評價問題談起》一文。該論文針對中國哲學史的研討方式提出了新的觀點，糾正過往對朱熹的各種不實評價，特別是關于朱熹哲學的性質、朱熹的發展觀、朱熹思惟的階級性等問題，張師長教師都站在時代前沿立場上給予從頭思慮、剖析和總結，最后提出了深入而有遠見的觀點。由于該論文該內容充實、思惟深入、邏輯嚴密，遭到了張岱年師長教師的高度評價。可以說，通過對朱熹思惟的研討，張師長教師找出了一條擺脫當時中國哲學史研討窘境的門路。此后張師長教師又撰寫了《試論朱熹關于動靜、變化的學說》《朱熹哲學邏輯結構論》等文章。至此，可以說，張師長教師對朱熹思惟的研討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一顆學術新星即將在中國哲學界誕生。
1981年9月，在經過長達二十余年的閱讀、思慮、研討和積累之后，一本長達五十二萬字的《朱熹思惟研討》最終定稿，并由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出書。該書是中國學術界對朱熹思惟進行周全、系統論述的第一本專著。張師長教師起首對“理學”概念進行了辨析，指出了後人對該概念解釋上的缺乏，并對“理學”作了新闡釋，指出：“‘理學’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特定的學術思惟，是一個學派的總稱。分而言之，可包含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2]然后，張師長教師又對理學的基礎內容、理學的基礎特點、理學產生的社會本源、理學思惟的來源、理學的構成等問題進行了周全深入的梳理和論證。在此基礎上，張師長教師對朱熹的經濟思惟、政治思惟、哲學思惟、教導思惟、朱熹思惟的歷史位置等進行了周全論述。雖然是對朱熹思惟的周全論述，可是，由于哲學思惟是朱熹思惟的焦點，所以該書也以朱熹的哲學思惟為主體，對該部門的論述占了全書內容的近三分之二。在對朱熹哲學思惟論述時，張師長教師沒有像其前和同時期其他學者那樣從“唯物—唯心”二元對立的角度，或依照東方哲學“本體論—認識論—方式論”的剖析形式，對朱熹的哲學思惟作削足適履的或牽強附會的解釋，也沒有站在階級斗爭的立場上對朱熹的哲學思惟進行一味地否認和批評，而是從范疇剖析進手，通過對朱熹哲學思惟邏輯結構的梳理，以現代人可懂得的方法客觀地再現朱熹哲學思惟的本來臉孔。
《朱熹思惟研討》凝集了張師長教師二十余年的血汗，也依靠著他對中國哲學史研討的未來盼望。書一經出書便立即在國內和國際學術界惹起了的極年夜關注和分歧尋常的反響。張岱年師長教師、臺灣學者王明傳授、japan(日本)學者深澤助雄傳授都在閱讀書稿或出書的著作后分別致函給予高短期包養度評價。《光亮日報》1982年6月1日登載趙宗正、黃德志《于平實中見新意——評》一文，文中評價道：“束縛三十年來，不僅沒有出書過一本關于朱熹研討的專著，就連一本通俗論朱熹的小冊子也很難找到。張著《朱熹思惟研討》的出書為中國哲學史、思惟史重點人物的研討填補了一年夜空缺。”《國民日包養合約報》也發表士心的論文《評》，對該書作了很高的評價。japan(日本)《朝日新聞》于1982年6月13日在其學術欄目發文專門介紹了《朱熹思惟研討》，并給予很高評價。噴鼻港《鏡報》于1983年第七期發表了非聞的文章《中年學者在年夜陸突起——訪作者張立文》。文中寫道：“作者在書中堅持著學者的甦醒，沒有簡單地批評斥責了之，而是對朱子的經濟思惟、政治學說、教導思惟中的公道原因或積極成分，逐一作了具體剖析，指出其可取之處。在年夜陸學術空氣遭到十年大難的淨化以后，張立文對朱熹這個‘年夜儒’所作的這樣的剖析研討，特別使人覺得清爽。”
正如張師長教師在該書的“沒有結束的結束語”中說的，“作為本書來說，就此結束；但作為對朱熹思惟的研討來說，還僅僅是個開始，而沒有結束……。”隨著該書惹起的強年夜反響，張師長教師成了國內、國際學術界的著名學者，各種學術會議的邀請函紛至沓來。但張師長教師沒有被學術成績和名氣所羈絆，而是以其一貫的謙遜的態度和嚴謹的作風繼續對朱熹思惟進行研討。在《朱熹思惟研討》出書十六年后，張師長教師對朱熹及其思惟的認識又上了一個新的高度。當匡亞明師長教師提議編纂《中國思惟家評傳》系列叢書時，張師長教師悵然應允撰寫《朱熹評傳》。在與疾病抗爭的歲月里，張師長教師以頑強的毅力高質量地完成了這部著作。該書初由南京年夜學出書社于1998年出書，后由長春出書社于2008年出書修訂版。假如說《朱熹思惟研討》是一部強調對朱熹思惟尤其是其哲學思惟的辨析與評論的學術專著的話，那么《朱熹評傳》則是在學術性的基礎上強調可讀性和科普性的淺顯讀物。作者用平實而不掉活潑的語言深刻淺出地將朱熹的生平、思惟的發展脈絡和理論的內在機理進行了收拾、疏解并娓娓道來。
在《朱熹思惟研討》出書后，張師長教師又著手將二十多年的研討和教學所得匯集、收拾成冊，編成《宋明理學研討》一書。該書于1985年由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出書，后由國民出書社于2002年出書其修訂版。這是中國年夜陸第一部研討宋明理學的專著，也是第一部適用于宋明理學專業教學的教材。該書除了對宋明理學重要人物的各方面思惟及相關信息進行系統闡述外，還在“緒論”中對宋明理學所面臨的挑戰、宋明理學的稱謂、內涵和分系、宋明理學發展的諸階段、宋明理學范疇結構的演變、宋明理學的特點和時代精力進行了富有創見性的論述。在宋明理學的分系問題上，張師長教師沒有逗留在傳統程朱道學—陸王心學的二分法上，而是在剖析并指出牟宗三師長教師的三分法（除程朱、陸王兩系，外加胡宏、劉宗周一系）缺點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三分法，即以程朱為代表的“新理學”、以陸王為代表的“新心學”和以張載、王夫之為代表的“新氣學”。關于宋明理學的內涵，張師長教師總結了五條：以道體為焦點，以窮理為精華，以存天理、往人欲為存養工夫，以齊家、治國、平全國為實質，以成圣為目標。關于宋明理學的時代精力，張師長教師指出：“宋明理學的精力，亦是中華平易近族精力的整體體現”，當中包含求理精力、主體精力、憂患精力、力行精力、求實精力、品德精力[3]。這些系統論述和深入見解，不僅使得宋明理學之體加倍血肉豐滿，也使得對宋明理學的認識由知識層面上升到精力層面。該書獲得1987年北京市社會科學優秀結果二等獎，并且作為年夜學教材在《光亮日報》登報征訂。
作為與程朱理學分庭抗禮的陸王心學是宋明理學研討和中國哲學史研討中同樣不成忽視的部門。其實，張師長教師對陸九淵思惟的研討并不晚于對朱熹思惟的研討，因為張師長教師總喜歡在比較平分清思惟家們的理路，所以研討朱熹思惟就離不開陸九淵思惟，反之亦然。這般，在《朱熹思惟研討》定稿并出書后，張師長教師當即開始了對陸九淵思惟進行深刻和系統的研討，并在兩年后即1984年寫成《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惟的足跡》一書。該書作為《朱熹思惟研討》的姐妹篇由中華書局在1992年出書，2008年經修訂后由國民出書社以《心學之路——陸九淵思惟研討》為名再次出書，該書是中國學術界第一本周全系統研討陸九淵思惟的專著。該書以陸九淵的哲學思惟為焦點，涵蓋了陸九淵的社會政治思惟、歷史學說包養甜心網、教導思惟，并對陸九淵與朱熹的思惟進行了比較研討。當然，該書的特點不僅僅是“第一”“周全系統”，更主要的是對哲學史上關于陸九淵的一些辣手問題沒有回避，而是直面這些問題，并有理有據地剖析和答覆了這些問題。好比，關于二程的分野問題，書中指出：“程顥以‘理’為‘心’，強調‘萬物皆備于我’的‘我心’，而傾向于唯‘心’；程頤以‘理’為‘道’和‘天’，消‘我’進‘理’，傾向于唯‘理’。”[4]而對于陸九淵是若何承接程顥的這個哲學界長期懸而未解的問題，該書指出：“程顥所說的‘心’即是‘理’，溶‘理’于‘心’，‘心’為主導。陸九淵承此‘有我’的路線，進一個步驟發展，而成‘心學’的奠定者。”“其二，陸九淵承接程顥，而企圖解決萬物若何‘皆備于我’的問題。”“其三，陸九淵接收了程顥‘道’與‘心’一，不為二的思惟。”[5]對于當時（甚至于明天）哲學史界一風行觀點，即朱、陸思惟的分野在于“性即理”與“心即理”之差異，該書指出，朱熹也講“心即理”，而陸王也講“性即理”，所以以此為二人思惟的分野和作為劃分程朱客觀唯心主義與陸王主觀唯心主義的標志是出缺陷的；二人的真正分野在于：“假如說朱熹在解決本體與主體的關系問題時，強調主體服從本體，認為主體（‘心’）是由本體（‘理’）產生的，‘心’（主體）具有‘理’，但‘心’自己并不等于‘理’，以‘理’是離開人而獨立存在的絕對觀念，那末，陸九淵則是強調本包養網單次體與主體的合二為一，本體服從主體，把本體（‘理’）安頓在主體（‘心’）之中，從而‘心’便成為哲學的最高范疇。”[6]
對于陸九淵思惟的繼承者王陽明，張師長教師雖沒有專著出書，但對他卻同樣有著深入的研討。在其學術生活中張師長教師發表了多篇論文專門論述王陽明的哲學思惟，這此中包含《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學說》《王陽明與周道通答問書》《論朱熹與王守仁思維理路之同》《陽明學的和合精力與未來社會》《王陽明思惟資料的新發現》《王門分撥與黔中王門學派之要義梳理》等。
理學發展到明末清初基礎進進尾聲，于是宋明理學的批評和總結者出現了，這就是王船山。研討王船山不僅僅是對他自己思惟的知曉，並且也是研討整個宋明理學的無力參照，張師長教師對王船山的思惟也傾注了大批血汗。2001年張師長教師把包養網推薦多年來對王船山思惟的研討匯集、收拾成書，以《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惟》為名在國民出書社出書。該書除了以其一貫學術風格對王船山的哲學思惟進行了深入而清楚的梳理和中肯而恰當的評價外，還有三個方面的特點或成績值得確定：其一，以王船山非為程朱一系，而別為一系——新氣學。哲學史上有人曾將船山學歸于程朱一脈，但張師長教師指出，船山曾認為朱熹違周、孔之旨，又對朱熹“性即理”“理先氣后”的說法進行了批評，所以不克不及視船山為程朱一脈。梁啟超師長教師曾從地區的角度考慮，將船山學歸于湖湘學派，但張師長教師認為湖湘學派自張拭以后其門人門生或歸于事功學派，或歸于道學派的朱熹，故船山亦不當屬于湖湘學派。通過周全細致地考核，張師長教師指出：“船山繼張載、羅、王等氣學之統，而集其年夜成，成宋明理學中氣學一系。”[7]其二，張師長教師以王船山為中國哲學與文明的“開新”者。該書以“正學與開新”為題，“正學”是說船山以張載之學為正統，并以此為基礎批評和糾正了中國哲學史、思惟史上一系列謬誤。“開新”是指船山對經學的新解釋、對價值幻想的開新和對惟有程朱、陸王為正解的網羅的沖決以及“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創新精力等。其三，在重視研討王船山的思惟內涵的基礎上，深入發掘王船山身上的精力品德。如在該書開頭一節，張師長教師就寫道：“他積極主動地檢討本身，審查長久的歷史文明；他無私無畏地摸索緣由，尋求根據。恰是這種中華平易近族知識分子憂國憂平易近的憂患意識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肆意識……其學術思惟的心路歷程，是以救世救心為宗旨。”[8]在寫到船山的易學思惟時，張師長教師指出：“船山以憂患的靈魂，以親身經歷《易》的真精力……”。[9]在寫到船山的《禮》學思惟時，張師長教師又說：“船山之憂患專心，及其人格幻想和社會幻想之意蘊，躍但是出。”[10]
對于宋明理學中和與宋明理學有必定關系的其別人物和學派，尤其是一些不難被忽視的人物或台灣包養學派，張師長教師也同樣進行過細致梳理和深刻研討，如張栻、胡寅、胡宏與湖湘學派、葉適與事功學派、柳宗元、邵雍、許衡、吳廷翰、陳淳、王安石、三蘇、羅從彥、羅欽順、李贄、黃宗羲、劉宗周、方以智、傅山等。除了研討宋明理學自己，張師長教師也研討與宋明理學相關的其他領域如《周易》、釋教、道家等。除了對宋明理學進行個案研討，張師長教師也對宋明理包養網ppt學進行綜合性研討，以探討宋明理學的整體精力、特征和時代意義，并發表一系列論文。
二、中國哲學史研討的拓展——從先秦到現代新儒家
對于一個“以無限的體質性命尋求無限的知識學術”的時代學術精力的榜樣，張師長教師的“學術性命既已開始，就不克不及半途而廢，而只能不斷尋求。”[包養網VIP11]所以，張師長教師的學術視野絕不會局限于宋明理學，而是由宋明理學向四方延長。
清代除了王夫之、黃宗羲等對宋明理學進行反思與批評外，另一主要人物是戴震。張師長教師認為：“王夫之對宋明理學做了總結，這個總結是具有批評性的，可是他重哲學的批評，對宋明理學程朱和陸王兩派以周全批評的，當擁戴震。”[12]所以，張師長教師對戴震非常重視，并對他的哲學思惟進行了深刻系統的研討。1991年4月，張師長教師完成《戴震》一書。該書為《世界哲學家叢書》中的一本，由臺北東年夜圖書出書無限公司出書。此后，在該書的基礎上，張師長教師又進行了補充、完美，并于2014年以《戴震哲學研討》為名由國民出書社出書。《戴震哲學研討》通過戴震的生平、思惟、戴震哲學思惟的邏輯結構、戴震哲學思惟的批評精力，來探討清朝中期的文明思惟動態，以及這一動態與宋明理學、乾嘉漢學、近代新學的關系，闡明了戴震在中國學術思惟史上的位置和感化。盡管戴震的思惟仍屬于儒學范圍，由于他以“發狂打破宋儒家”的批評精力周全批評了宋明理學程朱和陸王兩年夜派，發出了振聾發聵的“以包養女人理殺人”的學術吶喊之聲，又在中西文明問題上提出了“中西歸一”的主張和“存意開源”的方式，這體現了戴震對時代精力的掌握。所以，在張師長教師看來，戴震思惟已經超越了宋明理學范圍，當被稱為“戴學”。
假如說對戴震哲學思惟的研討還算是宋明理學研討的續篇的話，那么對《周易》的研討則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了。張師長教師始終認為《周易》是中國哲學的開端，是以講中國哲學史不該是從老子或孔子開始，而應該從《周易》開始。並且，在開始研討宋明理學時，張師長教師發現宋明新儒家們年夜都精曉《周易》，其思惟中許多與《周易》親密相關。所以，張師長教師在研討宋明理學的同時也開始研討《周易》。早在1963年張師長教師即已完成《周易思惟研討》的初稿，但由于“文革”的影響，該書直到1980年才得以由湖北國民出書社出書。這是“文革”后中國學術界出書的第一本研討《周易》的著作，是以一經出書便在學術界惹起了很年夜反響。《光亮日報》《中國哲學史研討》發表國內學者文章，給予高度評價。該書不僅反應了張師長教師對《周易》研討的深入與嚴密，並且也展現了張師長教師在中國古文字學、古音韻學和訓詁學上的造詣。此后，張師長教師又陸續出書了《周易與儒道墨》《周易聰明和詮釋》和《帛書周易注譯》。這四本著作構成了張師長教師的易學思惟體系，集中反應了張師長教師在《周易》研討上的結果，同時也奠基了張師長教師在當今中國易學界的主要位置。
《周易》啟發了儒家，也啟發了道家。此后，道、儒兩家構成了中國思惟文明的“陰”“陽”兩面。作為“陽”，儒家擔當了中國思惟文明的重要腳色，是以研討中國哲學史與思惟史，儒家思惟永遠都是重點內容。關于先秦儒家，張師長教師雖沒有專著出書，但也傾注了大批血汗，并發表了大批文章。總結這些文章，我們不難發現張師長教師對于儒學的研討構成了他的一個特有的儒學思惟體系。這個體系可分為四個彼此關聯部門：關于儒學的宗教性問題、關于儒學的形上學問題、關于儒學的現代價值問題和關于儒學的創新問題。關于儒學的宗教性問題，張師長教師指出：“孔教的宗教性是一種超出政治的感性化的人文宗教，是以孔教為主、兼容諸教的普適化的中華人文體系，是人的終極關懷和精力家園，而不是簡單的宗教崇奉。它以人文、人道、人本、人性的關懷，使其轉化為當古人們內在的行為感情和價值取向，真正成為平易近眾的精力生涯的支柱。”[13]關于儒學的形上學問題，張師長教師認為：“和而仁，仁而和，是孔子仁學形上長期包養學的方式，或方式的仁學形上學。它在回應時代的沖突中，作出了新的創造，對中國文明的發展產生宏大的影響。”[14]關于儒學的現代價值，張師長教師深入探討了其所蘊躲的的人文精力，特別是它的憂患精力、樂道精力、和合精力、人本精力、篤行精力。關于儒學的創新問題，張師長教師指出，當後人類面臨五年夜危機和沖突，儒學面臨新的創新需求，其創新目標是“建構六合人共和樂、共和美的和合世界，是和合學的價值幻想，亦是儒學文明價值系統一次轉逝世為生、轉舊為新、轉丑為美的智能創新。”[15]從以上四方面可以看出，張師長教師對儒學的研討，不僅僅限于對儒學的詮釋，而是基于知識分子的社會責肆意識，面對包養管道人類面臨的新問題，從世界戰爭發展視角，來發掘儒學的潛在價值和尋求儒學的創新之路。不僅對儒家，對其他學派如道家、墨家、法家，張師長教師也同樣有著深入和富有時代精力的探討。
關于漢代哲學思惟，張師長教師發表了《董仲舒哲學焦點話題探賾》《王充的天人之間》《楊雄太玄哲學》等論文，就漢代重要哲學家的思惟進行了剖析與梳理。關于魏晉玄學張師長教師發表了《王弼哲學新論》《裴頠之崇有論》《郭象的獨化自生哲學》《得忘之間：語言、抽像、意境》《玄學思潮的人文語境》等論文，對玄學重要代表人物的哲學思惟和玄學的焦點話題若有無問題、本末問題、言意問題、名教天然問題進行了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穎的觀點。就魏晉玄學的定位問題，張師長教師指出：“就魏晉南北朝整體思維而言，是以玄學思潮為主流，道教、釋教文明為輔。是以，中國哲學思潮的發展是為會通期。由于時人與后人的價值觀的演變和分殊，是以對玄學的體認有異，但作為以道儒融會為宗旨的玄學哲學思潮，不論是本無派，還是崇有派，都歸屬玄學，只是其傾向于道，抑或傾向于儒有別，而非玄學的反對派。”[16]這是說，“玄學”一詞更多地是就那個時代的思維方法特點而言，而非就其觀點而言。
十九世紀中葉以后，中東方文明開始碰撞，中國哲學與文明進進一個新的思潮期。這期間有洋務運動人物的思包養一個月惟，有戊戌變法人物的思惟，有辛亥反動人物的思惟。對此，張師長教師撰寫并發表了一系列論文進行探討。關于戊戌變法的精力，張師長教師認為，這是維新派回應當時東西文明、社會轉型、綱常倫理和價值觀的四年夜沖突而產生的，包含價值批評精力、對待的融突精力、整體的同等精力、思維的辯證精力、經世的致用精力和形上的貫通精力[17]。戊戌變法雖然沒有勝利，但在維新派人物身上表現出來的這些精力卻是值得我們發揚光年夜的。關于平易近國時期的學術發展，張師長教師指出，盡管平易近國時期的學者們有著“憂國憂平易近而又悲天憫人的高尚品德”，“以滿腔熱血的責任感和學術知己，以本身所從事的學術和教導事業來救國救平易近”，但他們尚未實現中國學術在新時代的真正“轉生”。這一“轉生”當圍繞世界戰爭發展這一主題，以應對人類配合面臨的人與天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間的五年夜沖突和由此引發的生態、社會、品德、精力、價值五年夜危機為目標，以“和合”為焦點范疇，來建構中國新時代的學術理論思維形態。[18]
現代新儒學凡是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與馬列派和歐化派鼎足之勢的一個學派，與另兩派的最年夜分歧在于其有著另兩派所不具有的中國傳統“儒家”特點，因此成為現代中國哲學研討和教學的一個主要組成部門。張師長教師非常關注現代新儒家這個現代學術群體，對他們的思惟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和研討，先后發表了多篇論文，如《馮友蘭的新理體學》《熊十力的新心體學》《馬一浮心體學與理氣論的圓融》《從包養金額宋明新儒學到現代新儒學》等。在這些研討結果中，張師長教師對一向含混不清的“現代新儒家”概念作了一個清楚的定義：“以平易近族保存的關切情懷，以融攝東方文明之新，而歸宗為儒學的精力價值，并以重建儒家形而上學為理論焦點，以重立儒家的幻想價值為職志，以開出現代新‘外王’為標的。”[19]關于其內部的分撥，張師長教師以宋明理學的三系劃分為參照，認為當是以馮友蘭為代表的新理學，以熊十力、牟宗三為代表的新心學和以張岱年為代表的新氣學。張師長教師在闡述現代新儒學的思惟內容、剖析現代新儒學的邏輯理路、確定現代新儒學的時代價值的同時，強調指出：“雖然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都在東方文明的挑戰下，接收東方文明中某些理論觀點，改革舊理學、舊心學、舊氣學而開出新來。但從歷史運動和理論發展看，新與舊是相對的，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在當前現代化潮水的沖擊下，都有成為舊學的趨勢。在當宿世界哲學的挑戰和中國哲學發展的新環境下，我們也象尼采宣佈‘天主已逝世’那樣，宣布新儒學的‘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的形上學的絕對感性已逝世，已變舊，需求從頭創造。”[20]在人類哲學史、思惟史、學術史，甚至文明史上，總有一批學者站在發展的立場上，勇于挑戰舊理論，開創新理論。張師長教師無疑是屬于這一類學者的，並且是此中的佼佼者和代表性人物。
從先秦到漢代，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從宋明到清代，從近現代到當代，張師長教師的學術旨趣與哲學視野廣泛中國哲學史、思惟史和學術史的角角落落。可是，張師長教師的學術旨趣并不在于單純介紹、剖析、闡述以往的哲學思惟，而在于推陳出新、破舊立新。所以，在分人物、分撥別、分時期論述中國哲學史相關內容的同時，張師長教師也寫了大批文章，探討中國哲學的總體特征、中國哲學的精力內涵，中國哲學的現代價值、中國哲學研討的方式、中國哲學的創新等問題。如關于中國哲學的總體特征，張師長教師指出：“中國哲學思惟的觀念豐富和思惟深化，從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來關照，呈現為‘齊心圓擴年夜型’和‘螺旋式上升型’形式。……以其時間上說具有延續性，表現為環環相串；從空間上看具有廣袤性，表現為環環展開。環環相串和環環展開的融突和諧，便構成‘齊心圓擴年夜型’和‘螺旋式上升型’形式。”[21]此外，張師長教師還認為中國哲學邏輯結構有三個總體特點，即開放性結構、多向性結構和立體性結構；[22]中國傳統思維有三年夜特征，即比附性、直覺性、整體性[23]。關于中國哲學的現代價值，張師長教師認為面對當下的時代危機中國哲學在六個方面有其時代價值：“第一，尊敬‘以他平他之謂和’的理念”“第二，遵照和而分歧的原則，也就是和合學五年夜道理中和處的原則”“第三，樹立對話機制”“第四，善于相互妥協”“第五，韜光養晦與奮發有為”“第六，‘滿招損、謙受害’。”[24]關于中國哲學的創新，張師長教師認為，“中國哲學的創新就是對于分歧時空條件下的人的保存狀態所做的分歧的、獨創的最基礎性的反思。”[25]要實現中國哲學的創新，“既不是把黑格爾頭腳顛倒的哲學從頭顛倒過來，也不是像海德格爾把傳統哲學的認識從現象到本質的運動倒過來，而是要躍進中國哲學的深淵谷底往求索，往體認中國哲學的本真，掌握中國哲學運動在每個時期理論思維形態轉生的‘游戲規則’，界定中國哲學性質、內涵、特點、風格、神韻，凸顯中國哲學廣包養意思泛性和特別性。”[26]而中國哲學創新的標志是焦點話題的轉向、人文語境的轉移和詮釋文本的轉換。[27]
張師長教師關于中國哲學史多年的研討結果，也進一個步驟匯集在了由他所編著的兩本著作——《中國哲學史新編》和《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中。《中國哲學史新編》是一部通俗高級教導“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張師長教師主編，多位學者參與編寫，2007年由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出書。該教材基于“哲學史說究竟，是哲學焦點話題的概念、范疇發展史”之哲學史觀，將中國哲學史分為哲學的原創期、哲學的發展期、哲學的“造極”期和哲學的延續期，分別對應先秦百家哲學、漢唐三教哲學、宋元明清哲學和近現代哲學。因此，在章節的編排上沒有按凡是人物、學派的方法，而是依照哲學話題的方法。該教材的主旨是提醒和弘揚中國哲學的精力，即憂患精力、樂道精力、和合精力、人本精力、篤行精力。《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是張師長教師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研討的結晶，被列為2005年中國社科基金嚴重項目之一，并支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結果文庫”，于2014年正式出書。在這部近二百萬字、高低兩卷、五編、四十五章的鴻著中，張師長教師的哲思卓見廣泛中國哲學史的方方面面和邊邊角角，從先秦的禮樂文明與“六經”一向到現代新儒家。每一編、每一章、每一節，張師長教師都通過奪目的哲學話題展現中國哲學史的發展脈絡和邏輯結構，實踐了哲學史“是哲學焦點話題的概念、范疇發展史”這一哲學史觀的基礎原則。在該書的媒介中，張師長教師解釋了“哲學思潮”和“哲學”兩個概念。關于“哲學思潮”，張師長教師指出：“哲學思潮是某一時代社會所共有的思惟現象，他影響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法、價值觀念、宇宙體貼、人生倫理、知識體認等。在哲學思潮的潮水中，都有其代言人，這即包養網VIP是當時時代的哲學家。”對于“哲學”，張師長教師認為，哲學因其是愛智之學，意味著“在途中”，意味著“為道也屢遷”，意味著“只存在于永恒的摸索之中”，所以應將其詮釋為動詞。張師長教師對“哲學”概念的這一創新性詮釋，讓我們在東方哲學界關于“哲學終結”的一片哀鴻之聲中看到了未來哲學的一線盼望。最后一章，張師長教師提出了哲學創新應具備的五種精力，即懷疑的精力、批評的精力、反思的精力、究查的精力和篤行的精力。
三、中國哲學史研討的深化——多維視角與新方式論下的中國哲學史研討
張師長教師對中國哲學史的研討遠不限于上述的縝密、細致、周全等特點。他通過在其他思惟理論領域的摸索，年夜年夜增添了對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的研討的深度與高度。
起首，比較視野下的中國哲學史研討。韓國（今朝、韓兩國）在歷史上曾深受中華文明的影響，所以韓國歷史上的許多學者曾對中國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有過深入的研討和繼承。他們的某些解釋或觀點作參照，既有助于我們對中國哲學傳統的認識，也有助于國際學術交通。早在1983年，張師長教師參加第六屆退溪國際學術會議，撰寫了《朱子與退溪的易學思惟比較研討》一文，自此以后，他通過參加歷屆退溪國際學術會議，不斷撰寫論文，深入探討這位有著“朝鮮之朱子”之稱的韓國（今朝、韓兩國）歷史上的有名愚人的思惟。1989年，由張師長教師主編的《退溪書節要》在國內出書。該書節選李退溪著作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章節、段落，并配以注釋。這是國內第一本介紹朝鮮朱子學的著作。1997年，積多年之研討結果，張師長教師出書了《李退溪思惟研討》一書。這是國內第一部周全、系統論述李退溪思惟的專著。該書分十四章闡述了退溪哲學思惟的整女大生包養俱樂部體架構和理路、關于人與天然關系的思惟、關于認知與學習的思惟、關于教導方式與目標的思惟、關于心性修養的思惟、關于人生價值的思惟、關于齊家與治國的思惟、關于天然規律的思惟等。在書中，張師長教師既拿退溪思惟跟朱熹思惟進行比較，也拿他跟其統一時期朝鮮的另一朱子學人物李栗谷的思惟進行比較。除在國內出書該書外，張師長教師還寫了《退溪哲學進門》一書在韓國出書。2014年，張師長教師又出書了《朱熹與退溪思惟比較研討》，就兩人的理動靜論、道心人心論、價值觀、易學思惟等方面進行了比較和論述。除了上述著作外，張師長教師還撰寫了《栗谷的理氣觀》《論朱子與奇岑嶺哲學思惟的關系》等文章，對朝鮮的李栗谷和奇岑嶺的思惟作了研討。張師長教師對上述朝鮮儒學人物思惟的研討，最后凝結為《韓國儒學研討》一書，由韓國學術信息出書社出書。此外，張師長教師還寫了《結構與詮釋——范阮攸的理學特質》一文，對越南十八世紀思惟家范阮攸的理學思惟進行了論述。關于japan(日本)和印度哲學，張師長教師也有相關的研討和論文發表。
其次，傳統學視野下的中國哲學史研討。回顧歷史，瞻望未來，我們面臨一個傳統與現代化問題。在中國現代史上有過兩次劇烈的反傳統運動，即“五四”反傳統和“文明年夜反動”反傳統。兩次反傳統的包養故事基礎觀點是一樣的，那就是認為傳統文明與現代化水乳交融，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就必須徹底拋棄傳統文明。中國哲學是中國傳統文明焦點組成部門，對中國傳統文明的態度直接決定著對中國哲學史研討的態度、原則和方式。為了從最基礎上解決這個問題，張師長教師將傳統從文明平分離出來，樹立了獨立于文明學的“傳統學”。1989年《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明的多維反思》一書的出書，標志著張師長教師傳統學的正式誕生。該書基于中國傳統文明的歷史發展狀包養網單次況，越出東方風行的文明學的普通范式，建構了屬于本身的傳統學綱要和基礎框架。該書論述了傳統與文明的聯系與區別、傳統的產生、發展與變異、傳統的價值體系、傳統的心氣體系、傳統的知識體系、傳統的語言符號體系等。在第1章中，張師長教師給傳統學下了定義：“所謂傳統學，是關于研討傳統現象發生、發展的規律及其各要素之間彼此關系的科學。”[28]在最后一章“傳統與反思”中，張師長教師指出：“傳統不僅不是歷史的陳跡，並且是掌握當代開啟未來的鑰匙；傳統意識是人們認識、批評現代意識，創造未來意識的基礎。”[29]并進一個步驟指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決不是靠徹底與中國傳統斷裂而獲取；現代化的不受拘束、平易近主與法治也不克不及靠簡單地全盤打到傳統而獲得，而只能對傳統進行綜合地創造。”[30]很顯然，張師長教師對傳統的研討和對傳統學的建構，化解了長期以來圍繞傳統與現代化問題的爭論，并為傳統文明的研討確立了基礎的原則，指明了基礎的標的目的，從而開拓傳統文明研討的廣闊遠景。除該書外，張師長教師還主編了《傳統文明與現代化》《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叢書》《中國傳統文明多維反思叢書》等書籍。
再次，人學視野下的中國哲學史研討。“人創造了文明和傳統，文明和傳統亦創造了人。文明和傳統的本質說究竟是人，人本質上是文明人。”[31]所以，哲學、文明、傳統與人不成朋分地聯系在一路。中國哲學凸起特點是圍繞人和社會思慮的哲學，是以研討中國哲學史若對人學缺少相應的造詣，也將難以獲得優秀結果。鑒于此，張師長教師在其學術生活的晚期就在不斷思慮一系列人學問題：人是什么？現代人是什么？現代人與傳統人有何差別？若何成為一個現代人？為了答覆這些問題，張師長教師撰寫了《新人學導論——中國傳統人學的省檢》一書。該書作為張師長教師主編的《傳統人與現代人叢書》之一在1989年初次出書，2000年以《新人學導論》為名出書修訂版。在書中，張師長教師剖析研討了過往各種對人的定義，在確定它們的公道性的同時指出了它們相對于時代發展的缺乏，最后將人定義為“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動物”，后又進一個步驟修訂為“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和合存在”。張師長教師對人的新定義，超出了過往從人與動物區別的視角所作的定義，而是基于當後人類所面臨的人與本身、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心靈、分歧文明的沖突及相關危機提出來的，這也是其整個人學理論的出發點地點。《新人學導論》分六章：自我發現論、自我塑造論、自我規范論、自我創造論、自我關懷論、自我和合論，這些可以說是從六個方面對人的特點、才能、能夠性和需要性作出的剖析。通過對人的研討，張師長教師提出了“人的五年夜境界”，即性命超出境、知行合一境、情形互滲境、“圣王”一體境和道體不受拘束境。通過人學問題的研討，張師長教師凸起強調了人的“和合”性。
再次，新方式論下的中國哲學史研討。只需是哲學思惟就有概念、范疇以及概念范疇之間的邏輯關系，理清這些邏輯關系是懂得和闡釋某一哲學思惟的需要條件。中國現代哲學家們的思維方法既分歧現代人的，也分歧于東方的，這對現代學者研討中國現代哲學思惟形成了極年夜的窘境。假如自覺將現代或東方的思維邏輯生搬硬套在中國現代哲學思惟上，就不難形成對中國現代哲學思惟懂得上的曲解和闡釋上的錯誤。對此，張師長教師提出“中國哲學邏輯結構”這一課題，經過盡力摸索，最終對這一課題作了圓滿的解答。張師長教師說：“所謂中國哲學邏輯結構，是指在必定的經濟、政治結構下，諸多彼此聯系、彼此感化的哲學范疇之間的組合方法或結構系統。”“中國哲學邏輯結構不是從現成的原則、道理出發，也不承襲東方的固有形式，更不是把中國哲學削足適履地往合適現成的原則、道理，而是從中國哲學的實際出發，試圖疏理和總結出中國哲學固有的原則、道理。”[32]確立了中國哲學史研討的新方式后，張師長教師便當即把它應用在宋明理學的研討中。在《朱熹思惟研討》一書中，張師長教師專門辟出一章剖析朱熹哲學的邏輯結構。不僅對朱熹的哲學思惟，對宋明時期的其別人物的哲學思惟張師長教師逐一進行了邏輯結構的剖析，并寫出了《論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變》一文。該文剖析并用圖表的方法顯示了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朱熹、王守仁、王夫之七個人的哲學邏輯結構，并從中總結出了宋明理學邏輯結構演變的三條線索：一是從張載的“氣”——“物”——“氣”到王夫之的“誠”——“物”——“誠”；二是從周敦頤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萬物”到程頤的“理”——“象”——“物”再到朱熹的“理”——“氣”——“物”；三是從程顥的“理”——“物”——“理”到王守仁的“心”——“物”——“心”。[33]1989年張師長教師出書專著《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對此前關于這一課題的研討結果進行了綜合和總結。該書分六章，前兩章是總論，討論了何謂哲學邏輯結構、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研討法、中國哲學范疇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整體系統、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范疇解釋、研討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意義等問題。關于中國哲學范疇的歷史發展問題，張師長教師指出，中國哲學范疇的發展總體經歷了先秦時期、漢唐時期和宋元明清時期，這一發展過程體現了中國哲學范疇不斷與社會科學和天然科學中的某些學科相分離的凈化過程，但也顯現出中國哲學范疇邏輯結構的構建還處在不自覺的冥冥之中。關于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范疇解釋，張師長教師提出了“三層次”“六層面”說。“三層次”即對中國哲學范疇的具體的解釋、義理的解釋和真實的解釋三個層次，“六層面”即對中國哲學范疇的句法、語義、網狀、時代、歷史、統一六個層面的解釋。在接下來的三章中，張師長教師對中國哲學范疇一一進行了剖析并將它們劃分為象性范疇、實性范疇、虛性范疇三年夜體系，然后分別對這三年夜體系范疇的邏輯結構進行剖析和總結。最后一章甜心花園張師長教師剖析了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特點、與東方哲學邏輯結構的差異及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發展趨勢。張師長教師認為，在當前天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發展總趨勢下和中西文明廣泛交通的新形勢下，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發展呈現為三個“確定”，即天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一體化結構的確定、縱貫型與橫貫型統一觀念結構的確定和“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統一觀念結構的確定。可以說，張師長教師的《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不僅為我們研討中國現代哲學思惟供給了新的方式論包養情婦指導，也為我們更好地總結人類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供給了新的視角；它不僅無益于中國哲學的發展，也將無益于世界哲學的發展。
邏輯結構是范疇之間的邏輯結構，研討中國哲學的邏輯結構離不開中國哲學的諸范疇。為此，張師長教師在上世紀八十年月初即開始撰寫《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天道篇）》，后在此基礎上又選取中國哲學中最主要的十個范疇即天、道、理、氣、心、性、仁、知、變、神，主編了一套《中國哲學范疇精煉叢書》。《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天道篇）》在1988年出書，《中國哲學范疇精煉叢書》的《道》于1989年在國內出書，《理》《氣》《心》《性》等則在韓國、越南、臺灣等地翻譯出書。
最后，新原則下的中國哲學史研討。中國哲學史研討不僅需求新的方式，更需求新的原則。這個新的原則觸及到什么是哲學、中國有沒有哲學、包養感情中國哲學若何講、中國哲學若何發展等諸多問題。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奉東方理念為圭臬，無意間也跟隨某些東方學者成為了東方中間主義的傳話筒，因此年夜唱“中國沒有哲學”或“中國哲學不是哲學”的論調。“中國沒有哲學”或“中國哲學不是哲學”就好像“中國沒有人”或“中國人不是人”一樣荒謬，但我們許多中國學者意識不到這種荒謬，是因為他們深陷東方文明與哲學的牢籠而無法自拔。這樣，本是東方“哲學終結”的危機卻轉嫁到了中國哲學上，于是構陷了一場所謂“中國哲學符合法規性”的危機。若何擺脫這場人設的危機？張師長教師從答覆“什么是哲學”開始對之一一化解。起首，張師長教師著眼于中國哲學本身的“話題自己”，用“以中解中”的詮釋方式，給哲學下了一個“中國的”而非“東方的”定義：中國哲學是指人對宇宙、社會、人生之道的道的體貼和名字體系[34]。哲學的這一新定義是對“中國的”哲學體貼的結果，但也并沒有違背“哲學”的最本真的內涵——愛聰明。從這一哲學新定義出發，“中國有沒有哲學”或“中國哲學是不是哲學”的問題就成了一個假命題。接下來，中國哲學若何講？長期以來，中國哲學的講壇上基礎奉行的是“照著講”的原則，不僅對中國現代包養網dcard哲學照著講，對東方哲學也是照著講。馮友蘭師長教師曾在上世紀三十年月提出“接著講”理念，并為此而創立“新理學”。可是，張師長教師認為，馮師長教師的“接著講”不過是用東方的話語體系講中國哲學的內容，這樣講出來的還是不是中國哲學就成了一個疑問。正確的原則應該是“本身講”“講本身”。“本身講”一方面要擺脫東方哲學的窠臼，自我定義，自立標準，另一方面則擺脫“我注六經”傳統形式，而走向“六經注我”的創新形式。“講本身”，就是講述本身的哲學，直接講述中國哲學的“話題自己”。“本身講”“講本身”不僅是講授中國哲學的最基礎原則，並且是發展和創新中國哲學的最基礎原則，其最終指向的是建構中國本身的哲學思惟話語體系和學派。張師長教師認為：“建構中國哲學思惟話語體系和學派，無疑要安身于中國哲學思惟話語體系，講好包養app中國哲學思惟話語的故事，講好本身對時代精力焦點概念、范疇的體貼，講好中國哲學思惟話語對‘話題自己’的從頭發現，講好中國哲學思惟話語對每個時代所發生的沖突危機的藝術化解。”[35]當然，“‘本身講’、‘講本身’絕不是不要接收東方哲學及世界上其他一切哲學的精華”，而是為了“走本身的中國哲學之路，構建中國哲學本身的哲學理論體系”，只要這樣，“才幹活著界多元哲學中確立中國哲學的價值和位置”[36]。因為“世界上任何哲學體系都是作為‘個性’精力而呈現的，而人類的‘宇宙精力’只能寓于‘個性’精力的哲學體系之中。”[37]
四、結論
綜上所述，張師長教師對中國哲學史的研討，超出了“照著講”“接著講”的必定王國，而走向了“本身講”“講本身”的不受拘束王國。在其學術研討生活中有“集”，有“成”；其“集”是集中國現代哲學之精華，其“成”是成“和合學”之宏論。“和合學”的創立，是張師長教師“本身講”“講本身”的哲學研討旨趣的真實體現，是中國哲學創新發展上的里程碑式的結果，是真正的中國本身的哲學。
Professor Zhang Liwen’s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Wu Shengzheng
Abstract:Professor Zhang Liwen ha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us becomes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in this field.His research began with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and in this specific field his was the first researcher in China.His work A Study of Zhu Xi’s Thoughts is the first monograph on Zhu Xi’s Philosophy and has once caused great echoe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and his other works such as A Study of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A Study of Lu Jiuyuan’s Thoughts and A Study of Wang Chuanshan’s Thoughts are also pioneerin包養站長g works at home and abroad.On the other hand his research i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not confined to only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to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but covers that from the Six Classics to the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and that from China to South Korea and Vietnam,publishing A Treatise on the Book of Change,A Study of Li Tuixi’s Thought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ends of Chinese Philosophy,which are also groundbreaking works,and many innovative papers.In his study he initiated the methods of Logical Structure and Category Analysis,set up the principle of Self-speaking and Speaking of Self,and constructed some new theoretical systems such as Theory of Harmony and Cooperation,Traditionology and Neo-humanology.
Keywords:Zhang Liwen;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注釋：
[1]張立文：《學術性命與性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第76頁。
[2]張立文：《朱熹思惟研討》，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1981年版，第5頁。
[3]張立文：《宋明理學研討》，國民出書社2002年版，第84～89頁。
[4]張立文：《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惟的足跡》，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6頁。
[5]張立文：《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惟的足跡》，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9～20頁。
[6]張立文：《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惟的足跡》，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84頁。
[7]張立文：《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惟》，國民出書社2001年版，第406頁。
[8]張立文：《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惟》，國民出書社200sd包養1年版，第1頁。
[9]張立文：《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惟》，國民出書社2001年版，第3頁。
[10]張立文：《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惟》，國民出書社2001年版，第15頁。
[11]張立文：《自序》，《學術性命與性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第2頁。
[12]張立文：《戴震哲學研討》，國民出書社2014年版，第41頁。
[13]張立文：《論孔教的宗教性問題》，《學術月刊》2007年，第八、九期。
[14]張立文：《孔子的仁學形上學》，《孔子研討》1995年第三期。
[15]張立文：《論儒學的創新》，《中國國民年夜學學報》2015年第三期。
[16]張立文：《玄學思潮的人文語境》，《中州學刊》2013年第九期。
[17]張立文：《論戊戌變法時代精力的精華價值》，《中國國民年夜學學報》1999年第二期。
[18]張立文：《平易近國學術的發展與中國學術理論形態的應世轉生》，《求索》2001年第三期。
[19]張立文：《從宋明新儒學到現代新儒學》，《中國哲學史》1994年第一期。
[20]張立文：《從宋明新儒學到現代新儒學》，《中國哲學史》1994年第一期。
[21]張立文：《經典詮釋的內在根據——論先秦諸子與六經的關系》，《四川師范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一期。
[22]張立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系統的特點》，《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二期。
[23]張立文：《論中國傳統思維及其特征》，《中州學刊》1989年第二期。
[24]張立文：《中國哲學的時代價值——建構和合世界新次序》，《摸索與爭鳴》2015年第三期。
[25]張立文：《哲學創新論》，《現代哲學》包養網評價2000年第一期。
[26]張立文：《哲學自覺與哲學創新》，《船山學刊》2006年第三期。
[27]張立文：《中國哲學的創新與和合學的任務》，《中國國民年夜學學報》2003年第一期。
[28]張立文：《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明的多維反思》，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1989年版，第10頁。
[29]張立文：《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明的多維反思》，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1989年版，第306頁。
[30]張立文：《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明的多維反思》，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1989年版，第316頁。
[31]張立文：《學術性命與性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第181頁。
[32]張立文：《我的宋明理學研討》，《文史知識》1989年第六期；《朱子學刊》1990年第一輯（總第二輯）。
[33]張立文：《論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變》（上、下），《青海社會科學》1986年，第五、八期。
[34]張立文：《中國語境下的中國哲學情勢》，《深圳年夜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二期。
[35]張立文：《講中國本身的哲學話語》，《光亮日報》2016年11月9日。
[36]張立文：《中國哲學的“本身講”“講本身”——論走出中國哲學的危機和超出符合法規性問題》，《中國國民年夜學學報》2003年第二期。
[37]張立文：《中國哲學的“本身講”“講本身”——論走出中國哲學的危機和超出符合法規性問題》，《中國國民年夜學學報》2003年第二期。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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