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稱“臣”與自稱“主子”，有什么分歧？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原載于 “我們都愛宋朝”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仲春廿七日甲午
耶穌2025年3月26日
歷代王朝，不論是漢、唐，還是宋、明，臣僚面對君主，都是自稱“臣”，惟獨清王朝是個破例，清朝人經常自稱“主子”，假如我們往讀清代年夜臣的奏折，便會發現，許多折子都是以“主子某某謹奏”、“主子某某跪奏”結銜；假如是謝恩的折子，少不了要向皇上剖明“主子犬馬戀主之忱”、“犬馬報主之心”；假如接到皇上的圣諭，則趕緊表態：“主子跪誦之下不勝悚懼無地自容”、“主子伏讀再三更切悚惶”。這般措詞，在其他朝代的年夜臣奏疏上是不年夜能夠見到的。
臣僚自稱“臣”與自稱“主子”，有什么分歧嗎？若按乾隆天子的說法，“主子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朕從不稍存歧視”，似乎臣與主子并無什么區別。但乾隆帝的說辭無異于“此地無銀三百兩”，因為臣仆何種情況下稱“臣”，何種情況下稱“主子”，乾隆帝最是斤斤計較。代理涼州鎮總兵喬照因為在奏折內“書銜稱臣”，即被乾隆帝“傳旨嚴行申飭”。該稱“臣”而不稱“臣”，私行稱“主子”，那也不可。御史馬人龍奏公務，因為折內書銜自稱“主子”，也受乾隆帝斥責。假如稱“臣”與稱“主子”沒什么分別，為什么乾隆帝要對此錙珠必較？
那么，稱“臣”與稱“主子”的差異體現在哪里呢？以我們古人的觀感，會覺得包養情婦“主子”是賤稱，主子的位置比臣卑賤。可是，按一名清末太監的自述，“其實主子并非卑賤之稱，請看各世襲王公對太后、皇上、皇后都自稱主子，皇上對太后稱兒臣不稱主子，皇后對太后和皇上自稱主子，妃以下王包養一個月妃命婦等對皇后亦是自稱主子，甚至隆裕之生父桂祥見隆裕太后時須跪下自稱主子。約言之，只需受皇家屬養者必須自稱主子。”那些在清帝跟前自稱“主子”的王公貴族，怎么能夠比自稱“臣”的漢官更卑賤？以為稱“臣”尊貴而稱“主子”卑賤，生怕是我們的錯覺。
但是，是不是可以說，“主子”比“臣”更尊貴？也不是包養行情。試想象一下，一群原來稱“臣”的朝廷命官，被請求以“主子”自稱，難道就是位置更尊貴的表現？清史研討方家杜家驥師長教師認為，清王朝的漢官爭著自稱主子，是“自賤其包養網比較身”，“往代漢族士年夜夫的那包養意思種廉恥觀念與剛直氣節在他們身上喪掉殆盡”。這個評論是完整合適現代人之感觸感染的。即便我們不以今律古，就從當時的旁觀者看來，年夜臣自稱“主子”也是有辱尊嚴的表現，乾隆朝時來訪的朝鮮青鳥使便說：“和珅、福長安輩數人，俱以年夜臣常在御前，言不稱臣，必曰主子，隨旨使令，殆同皂隸，殊無禮貌，可見習俗之本然。”
不過，我認為應該跳出尊卑對立的視角對待稱“臣”還是稱“主子”的問題，稱“臣”與稱“主子”，跟官員位置的尊卑并沒有必定關系，乾隆天子宣稱“并非以主子之稱之為卑而近、稱臣為尊而遠也”，倒也不完整是詭辯。按構成于乾隆朝的慣例，稱“臣”，還是稱“主子”，重要看官員成分與奏事性質：文官上奏公務，原則上都稱“臣”；奏私事，包含請安折、謝恩折，旗人須自稱“主子”，漢官也有稱“主子”的；武員奏事，一概以“主子”書銜，不論漢官或許旗人，也不分公務還是私事。
為什么清王朝會構成“主子”與“臣”兩套分歧的官員自稱？意義在哪里？我們需求拉寬歷史的視界，從“臣”字涵義之變遷、千年政制之演變的角度進行考核，方能抵達問題的本質。
“臣”字的甲骨文、金文如人受捆縛之形，在上古社會，什么人會被捆縛起來？凡是都是戰俘，所以，“臣”字的本義指戰俘；戰俘被俘后包養意思，往往會被罰為奴隸，因此“臣”字又有奴隸之意。囚俘、奴隸，就是“臣”字的本義，甲骨文時代（殷商時期及之前）的臣，普通都是指囚俘與奴隸。
年夜約到了西周時期，“臣”字多被用來指稱事君的臣僚，這能夠是因為，最早的臣僚恰是從奴僕演變而來的。作為奴僕主人的君主，往往會將奴僕中選拔若干頭領，讓他們治理家族事務，這些獲得選拔的奴僕從執役到執事，成分便從家仆變成了家臣。西周以后，臣凡是都是指事君的臣僚，這也是“臣”字最廣為人知的一個義項。
這里我們要留意，在西周“家全國”軌制下，臣都是家臣，因為全國、封國是由一個個“家室”組成的，“家室”是最主要的政治單位，周皇帝雖是全國共主，但他直接管理的領地，也僅僅是位于王畿之內的“家室”罷了，“周皇帝是一個家，齊國是一個家，魯國又是一個家，這樣的貴族家庭良多，全國為此許多家庭所朋分。那時在年夜體上說，則只要家務，沒有政務”。而協助各級領主管理“家室”的人，即是隸屬于領主的家臣。
家臣與家主的關系為人身依靠關系。在西周封建制下，臣—君之間的關系就是一對一的人身依靠關系，一個短期包養人認另一個人為君，本身為臣，即意味著將本身的人身交給君主，要發誓永遠盡忠于君主，義無反顧，直至為君主犧牲生命，“台灣包養網君要臣逝世，臣不得不逝世”。請留意，臣誓逝世盡忠的對象是君主個人，而不包養站長是君主之上的國家、全國。
綜上，晚期的臣具有強烈的“私”的屬性：他們是君主的私臣、家臣；他們與君主之間女大生包養俱樂部也是私家性的盡忠關系、人身依靠關系。雖然此時的臣不再是奴隸充當，甚至能夠還出生于貴族，但他們的人身必須隸屬于君主，君臣關系就如主仆關系、主奴關系，乾隆稱“主子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倒也沒有說錯。
可是，年齡—戰國以降，在建構王權制國家的歷史進程中，臣的成分與君臣關系又獲得了重塑：
1）王權制國家建構的過程，亦即封建領主“化家為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君主的家臣也完成了從“管家”到“治國”的職能轉換，從而，臣獲得了公個性成分：由家臣、私臣演變成國臣、公臣。而仆與奴，則一向保存著私家依靠的屬性，比如山公一向留著尾巴，沒有進化。乾隆認為“仆即臣”，就臣的本義而言，雖沒有說錯，卻忽視了從私臣到公臣的演變。
2）原來的私家盡忠性質的君臣關系也遭到了挑戰。孔子提出：“君青鳥使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應當彼此尊敬，君對臣以禮相待，臣對君才誓逝世盡忠；並且，臣對君的盡忠應該符合道義，“所謂年夜臣者，以道事君，不成則止”，君若無道，臣便沒有用忠的義務。經由孔子的闡釋，君臣關系不再是私家性的盡忠關系、人身依靠關系，而是“君臣以義合”、“從道不從君”的公共關系。
從歷史演進的角度來看，家臣先于國臣存在，國臣由家臣轉化而來，不僅中國王朝這般，英國中世紀的樞密院，底本亦是國王的私家顧問機構，之后漸漸演變為英國的最高行政機關，樞密院首席秘書也從國王的家臣變成國家的政務年夜臣。
秦制樹立以后，雖然出現了君尊臣卑的趨勢，但臣乃是國家公臣而非皇帝私臣的屬性并沒有改變。我們看秦漢時期的官制，臣由私臣轉型為公臣的蛻變痕跡是非常明顯的：作為當局首腦的宰相，底本是封建領主的家宰，周秦之際，封建領主紛紛“化家為國”，樹立王權制國家，領主的家宰也就順理成章地演變為國相，從一家之家務總管變成一國之政務總管——丞相。作為宰相屬官的九卿，從前都是王室私臣，現在也都成了當局年夜臣，他們掌管的事務，也從王室家務擴展為國家公務，好比九卿中的太常卿，原是管王室祭奠的家臣，演變成當局年夜員之后，便兼管國家的文明教導事務，相當于文明與教導部長。
當然，歷朝皇室凡是都保存了一班私臣、家臣，他們的任務本是奉侍君主生涯起居，或充當君主私家秘書，原則上不應該參與朝堂政治，但在實際上，良多君主都會讓寵信的私臣參與朝政，好比西漢的尚書、中書、侍中，唐五代的翰林學士、樞密使，都是皇帝的私臣，也都參與朝政，甚至執掌年夜權。但即便他們權傾朝野，從成分上來講，卻是皇室的家臣、家奴，這一成分也體現在他們的自稱上，如唐朝權閹李輔國在要挾天子時說：“大師（皇上）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后梁的知崇政院事（即樞密使）敬翔稱本身“實朱氏老奴耳”。
但私臣參與朝政之后，經過長時間的演變，又會不成防止地轉型為國家公臣，就如西漢的中書、侍中、尚書，本是皇帝家臣，但到了唐代，已經演變成正式的宰相機構——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長官的成分不再是皇帝私臣。又如唐代的樞密使與翰林學士，前者是皇包養網推薦帝的家奴，后者是皇帝的文學弄臣，而在宋代，樞密使已是專掌軍政的執政年夜臣，翰林學士雖未完整褪往“皇帝私家”的顏色，但其成分也是朝廷的正式職官。
事實上，宋朝可謂是歷史上唯一一個“政治之純出士年夜夫之手”、不允許皇室私臣預政的王朝。宋徽宗以太監童貫領樞密院、掌兵權，只是極少數的破例情況。並且，請留意，童貫是以朝廷命官而非皇室家奴的成分執掌權柄的，這一點與漢、唐、明三朝的太監專權形態很紛歧樣。宋代太監的自稱也有異于其他王朝的宦者：漢、唐、明諸朝太監跟天子說話時，都是以“奴僕”、“老奴”自謂，宋朝太監卻自稱“臣”，說明宋王朝并非將太監定位為皇室家奴，而是列進國家的職官體系內。
那么，政治“純出士年夜夫之手”，與操之皇室私包養心得臣之手，這個區別很主要嗎？很主要。因為“年夜道之行也，全國為公，選賢與能”。宋人引述儒家包養網評價經典說：“臣聞《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蓋官爵者，全國之公器。”歷代皇室私臣里面，或有忠良之人，但他們的成分都包養行情是皇帝私家，與君主（主人）的關系是私家性的盡忠關系，君主包養情婦以家臣掌國柄，即是公器私授，將國家當成私產與家人分送朋友，豈是治國之道？
宋朝士年夜夫當中，當然不乏不肖之徒，但作為一個整體，他們自許“士當以全國為己任”，自我定位就是治國平全國的主體，而不是受帝王驅使的東西客體。他們當仁不讓地請求與君主“共治全國”，如北宋文彥博對宋神宗說：君主當“與士年夜夫治全國”；南宋御史陳淵說：“夫士年夜夫，皇帝所與共理者也。”與君主共治全國的士年夜夫，天然應當“從義而不從君”，“臣雖所以共君，而不成貳于道而曲從”，“至于君，雖得以令臣，而不成違于理而妄作”。而家臣、家奴的行事準則是服務于主人、服從于主人。
是以，宋代士年夜夫要盡忠的對象，與其說是君主個人或一家一姓，不如說是超出于一家一姓的國家、社稷。他們尋求的君臣關系，不是私家性的主仆關系、主奴關系，而是“各有職業，不成相侵”的具有公共屬性的分工一起配合關系。“各有職業，不成相侵”之語出自南宋朱熹的一份劄子，在這份劄子上，包養金額朱熹提出了一個幾多有些超過我們想象的觀點：君臣各有職守，君主也不成侵奪臣僚的職權。敢于抗議天子侵年夜臣之權的士年夜夫，除了宋朝，在其他王朝中生怕很難找到吧。
那么，臣的職守是什么呢？朱熹以詔命的制訂（“制命”）為例加以解釋：詔命都是以皇帝的名義制訂的，因為皇帝才有“制命”之權。可是，皇帝的權力是情勢性、象征性的，士年夜夫才是治國理政的主體，主導了“制命”的各個法式：起首，執政年夜臣參與決策，構成詞頭（謀之年夜臣）；然后，由中書舍人草擬詔令文本，中書舍人若認為詞頭不當，可封還；詔令文本擬好，進呈天子畫可，發給事中審核，給事中若認為詔令不當，可繳駁（參之台灣包養給舍）；審核通過，即由宰相副署、頒行。這就是宋王朝的制詔法式，臣的職守體現在這一法式中。
假如詔令不走這個法式，而出于天子獨斷，即是侵奪了臣的職臣。朱熹抗議天子這么做：“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獨斷，而年夜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于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于理，亦非為治之體。”在朱熹看來，君權獨斷就算正確，沒有出錯，也決不是“為治之體”。
顯然，包養管道在朱熹解釋框架中，君與臣都是公的代表，而不是私的化身，君臣關系是公的君臣分職關系，而不是私家盡忠關系，朝廷之詔命，必須體現“公議之地點”。朱熹尋求的“為治之體”，亦即宋人強調的“與士年夜夫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共治全國”的政體。
與朱熹闡發的君臣關系構成鮮明對比的是清代乾隆天子欽定的君臣關系。這里台灣包養網也有一個例子：翰林院侍讀學士紀昀博學多才，被乾隆帝錄用為《四庫包養一個月全書》總纂官，一日乾隆帝進四庫全書館，找紀昀討論南巡之禮儀，紀昀卻說：“隋煬屢幸江都、明正德嬉戲南北，皆非邪道；為人君者，但清洗其心包養俱樂部，用賢退不肖，全國自可平治，尚多巡幸何為？”乾隆帝一聽，怒髮衝冠，變色謾罵：“汝一書生耳，何敢妄談國事？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汝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耳。汝何敢妄談國事？”于是“倡優年夜學士”之名，嘩于輦下。
在乾隆帝看來，翰包養甜心林學士不過是皇帝“以倡優蓄之”的家臣、弄臣，不要給點顏色就開染坊，以為本身可以教導天子若何為人君。翰林學士若論淵源，可追溯到唐代的翰林待詔，恰是倡優之類的弄臣，從這包養管道個角度來說，乾隆帝也沒有說錯。就比如，你非要說人就是沒毛的山公（所謂“裸猿”），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這么說也沒有年夜錯。只不過，進化的進程與結果被你漠視了。
講述至此，我們再來包養一個月看清代年夜臣稱“臣”抑或稱“主子”的問題，便可以看出問題的關鍵地點了。
稱“臣”與稱“主子”兩套稱謂并行，我信任確如乾隆帝所言，并不是為了區分臣僚位置的尊卑貴賤——自稱“主子”既不克不及說明更卑賤，或許更親貴包養網站；自稱“臣”也不克不及說明更受寵幸，或許被疏遠。我們應該記住“臣”與“主子”的關鍵差異：臣是公共的，主子是私屬的。年夜清天子請求旗籍臣工在私折衷稱“主子”，實是為了強調天子作為恩養旗人之奴才、臣子作為皇家公有之家奴的成分，確認旗人對天子的私屬性質與盡忠義務，維護天子與旗人之包養條件間“終身不克不及更易”的主奴關系。哪怕是貴族出生的宗王、貝勒，在天子眼前，成分也是家奴，也得自稱“主子”。在這里，貴族制與家臣制、王年夜臣的貴族成分與奴僕成分，不成思議地融會在一路。
盡管按天子的請求，只要旗人與文官才有自稱“主子”的義務，但實際上，清王朝的君臣關系是被主奴關系“劫持”了的。因為：1）朝廷的主要職務，如軍機年夜臣、處所督撫，多數都是旗籍年夜臣任其職，換言之，朝廷年夜臣多由皇室家臣充當；2）一部門漢官也爭著自稱“主子”，以參加皇室的家奴圈子為榮，主奴包養一個月關系已經溢出了八旗范圍；3）軍機年夜臣不論能否為旗籍，都以天子私臣的成分進值辦差，這是中樞年夜臣的私臣化；4）總督、巡撫等處所年夜員通過私家通訊情勢的奏折、密折，樹立了且維持著對天子的私屬性的盡忠關系，這是處所年夜員的私臣化；5）朝中年夜臣未聞有面折廷爭之舉，給事中掉往封駁之權，內閣中書不克不及封還詞頭，臺諫官不敢諫議，總之臣的職守已淪陷，難免往奴的標的目的滑落。
國家年夜臣家臣化，公職成分私屬化，君臣關系主奴化，構成了清代政治迥異于其他王朝的一年夜特點——元朝雖有年夜臣自稱“奴僕”，但可以找到的例子未幾。而在清王朝，堂堂年夜臣競相自稱“主子”，領包養感情班軍機年夜臣兼武英殿年夜學士曹振鏞自謂為官之道“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翰林學士紀昀被天子直斥為“以倡優蓄之”，聽起來似乎有些難聽，不過放在君臣關系主奴化的年夜佈景下，又有什么可驚奇的呢？
假如我們用後面朱熹關于君臣之道的闡述作為參照系（更別說以現代價值觀為標準來權衡了），量一量清王朝的君臣關系，立刻就會看到軌制與觀念的退步。若按年夜清乾隆帝的說辭，“主子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如此，那么，漫漫歷史長河中，從家奴抵家臣再到國臣的百折不撓的文明演進，算是白折騰了。
比及清末，才有廷臣上疏提議“永革主子稱謂”，包養故事因為“以臣工而稱主子，經傳既未概見，名詞亦不雅觀馴”，——終于委婉地承認“主子”這個稱謂上不了臺面。但“主子”的問題其實不在于“名不雅觀馴”，而在于“君臣關系主奴化”。晚清之時，有一個概念從域外傳進，那就是“公仆”，從字面看，也是不甚雅馴，卻代表了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公職成分。從家奴抵家臣，從家臣到國臣，再往前演進，即是公仆了。不論怎么說，清廷總算意識到“主子”二字太難聽，采納了廷臣之議，于宣統二年（1910）初下詔，正式宣布廢除“主子”之稱，“一概稱臣”。但這個時候，年夜清諸臣已經沒有幾多時間稱“臣”了，因為“辛亥反動”將近發生甜心花園了。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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