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禮作樂”與“制禮作刑”
作者：梁濤 何磊
來源：《光亮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正月十八日乙卯
周公是周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惟家，他包養犯法嗎不僅平三監之亂、穩定了周初的政治局勢，對中包養合約國文明的發展也產生過主要影響。史學家夏曾佑師長教師曾說：“孔子之前，黃帝之后，于中國有年夜關系者，周公一人罷了。”（《中國現代史》，東方出書社2012年版，第31頁）說到周公對中國文明的貢獻，歷史上多以制禮作樂歸納綜合之，當代學者亦沿用此說。但是仔細辨析不難發現，這種說法存在著明顯的誤差。檢索相關文獻，周公確實曾制禮作樂，但這只是周公政治業績的一個環節，缺乏以反應周公函治武功的所有的。若想周全歸納綜合周公的政治思惟，稱為制禮作刑能夠更合適。
一
已有學者留意到，前人所說的禮有廣義、狹義之分，就廣義說，凡典章軌制及與之相關的品德準則、行為規范等，均可稱之為禮；就狹包養合約義說，則專指貴族間為慶賀、紀念、悲悼等嚴重事務舉行的儀式。那么，周公制禮作樂的禮是廣義還是狹義的呢？學者多認為是廣義的禮，如楊朝明認為周公制禮包含三方面的內容，一是禮義，指抽象的禮的品德原則；二是禮儀或禮節；三是禮俗。別的，周公還曾制訂刑律（《周公務跡研討》，中州古籍出書社2002年版，第161頁）。依照這種說法，實際應稱為周公制禮作刑，因為現代禮、刑乃是相對包養心得的，禮并不包含刑。
由于把禮懂得為廣義的典章軌制，還引申出來另一個問題，周代的典章軌制不成能是由周公一人一時制訂的，故有學者提出，周代“禮樂”建設存在一個有歷史梯度、有文明根台灣包養網柢和有分歧階段的“損益”和“更換新的資料”的過程。先是先周傳統禮儀的“準備”階段：它可上溯大公劉遷居豳地時周人的禮俗傳統，此時的禮儀系統仍處在“風俗”和“國家”交織未分的狀態。其后是武王立國禮樂的“舊制”階段：包含“祭天”“祭祖”“獻俘”“立政”，以及“冊命”“分封”等禮儀和典禮包養一個月。再后是由周公“制禮作樂”推動的禮樂“新制”階段，而周公“新制”中一項至關主要的任務，是用“鐘”通過替換武王時的“籥”成為禮典的主奏樂器（李方元申娟：《從〈逸周書·世俘〉篇看包養網站周初最早的“禮樂”活動——兼及與周公“制禮作樂”的關系》，《中國音樂》2022年6期）。與之相對，有學者則否認周公制禮作樂的真實性，認為制禮作樂乃是一個附會的故事，因為周禮“絕非周公旦一人所為，而是經過周朝後期的武王、周公、成文、康王、昭王幾代統治者近百年的盡力，最后由周穆王‘修其訓典’而完成的綜合性文明建構過程”（楊華：《先秦禮樂文明研討》，湖北教導出書社1997年版，第48頁）。
以上見解均是對禮做了廣義化的懂得，包養網單次認為周公制禮作樂就是制訂了周代的典章軌制，但周代的典章軌制是不成能在短時期內制訂、完成的，這樣又不得不對周公制禮作樂做出補縫彌合，或直接表現質疑。
二
假如拋往成見，仔細梳理相關文獻，就可以發現圍繞周公的武功武功實際存在兩種敘述，一種可稱為制禮作刑，一種是制禮作樂。前者更為最基礎，更能反應周公的政治實踐和思惟；后者則是周公在穩定政治局勢后，明示全國歸附的禮儀性演示，雖然也有必定的意義，但其主要性顯然不克不及與前者相提并論。但是后包養情婦世學者往往只留意到后者，而疏忽了前者，甚至用后者往懂得前者，結果形成認識上的誤差。
學者論證周公制禮作樂，往往援用《左傳·包養sd文公十八年》中太史克答覆魯宣公的話：“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平易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躲。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躲之名，賴奸之用，為年夜兇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周禮》或為周公所作禮書或與禮相關的篇目，說明周公確有制禮的舉措。但太史克同時還說到周公作《誓命》，與《周禮》強調“則”也就是禮則的主要性分歧，《誓命》稱違背禮則者罪名為“賊”，遮蔽違背禮則者罪名為“躲”，主張均應處以常刑。《周禮》所論屬禮治，《誓命》所論屬刑治，故嚴格說來，根據太史克的說法，實際應該稱為周公制禮作刑。司馬遷在長期包養《史記·魯周公世家》也說：“成王在豐，全國已安，周之官政未順序，于是周公作包養女人《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蒼生。蒼生說。”《周官》或與太史克所說的《周禮》包養平台有關，從內容看，應是講官職設置，以及為官者的行為規范。《立政》見于今文《尚書》，除了講選用官員外，還論及刑罰的主要性。其文云：“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周通知佈告誡太史、司寇蘇公要謹慎處理獄訟，使周王朝長治久安。要謹慎對待法令，判罰要適當。故周公的施政計劃，既包含設立官職，規范官員行為之積極的一面，也包含懲罰違背禮則之消極的一面，與太史克所說實際是分歧的。
根據后人的記載，周公也曾制禮作樂。《逸周書·明堂解》：“周公攝政君全包養違法國，彌（注：同‘弭’）亂。六年而全國年夜治，乃會方國台灣包養諸侯于宗周，年夜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包養網站懷抱，而全國年夜服，萬國各致其方賄。”與其語言附近、風格分歧的《禮記·明堂位》也說：“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皇帝之位，以治全國。六年包養sd，包養合約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懷抱，而全國年夜服。”從上文來看，所謂周公制禮作樂是在平定殷人的叛亂，穩定政治形勢后，合會諸侯的政治性慶典，是一次具體的禮儀演示。其時間是周公攝政六年，地點是明堂也即宗廟，參與者包含成王、周公以及四方諸侯，其目標則是表現全國一統，四方歸附。這里的禮是狹義的禮儀、儀節，而不是廣義的典章軌制。《尚書年夜傳》對制禮作樂的過程有過詳細的描寫：“制禮樂，一統全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全國諸侯之悉來，進授命于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包養網心得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后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祭義》引）“磬折、玉音、金聲玉色”是指諸侯的儀容、儀節，而“升歌而弦文、武”則是指周公指揮吹奏歌頌文王、武王的樂曲，確乎是制禮作樂。但這種雍穆和諧的禮儀盛典，是在周公實行了相應的甜心寶貝包養網政治、刑罰辦法后才得以舉行的，是制禮作刑后的結果，而不應將二者混淆起來，更不克不及用制禮作樂往代替后者。
據《尚書年夜傳》，周公制禮作樂前曾有過躊躇、包養金額猶豫，擔心本身的言論不被聽從，行為不被效法包養一個月。“周公將作禮樂，優游（注：猶豫）之三年不克不及作，正人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高文，恐全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克不及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后營洛，以觀全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注：取）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后敢作禮樂。”包養網VIP（《尚書·康誥正義》引）“高文”是指禮儀、樂舞盛大隆重，“小作”則是指禮儀、樂舞相對質樸簡單。若“高文”則擔心得不到眾人的認可，“小作”又缺乏以宣揚父祖的好事。由于這時殷人的叛亂停息不久，全國尚未真正歸附，故周公起首通過營建洛邑，遷殷頑平易近，鎮之以成周八師，以威懾全國。比及諸侯紛紛歸順王庭后，然后才敢于制作禮樂。從“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一句來看，周公顯然認為武力威懾是條件，制禮作樂是結果。假如沒有采取相應的政治、軍事舉措，沒有制訂法令、法規，而貿然制作禮樂，是最基礎行欠亨的。《尚書年夜傳》在歷數周公的事跡時稱：“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通鑒外紀》三引）台灣包養網“克殷”“營成周”等是周公正定包養留言板殷人叛亂的政治、軍事舉措，期間周公發表了一系列的誥令，現在文《尚書》中的周初八誥，以及上文說起的《周禮》《誓命》等，觸及官職的設立、官員的選拔任用、對執政者的品德請求，以及對違禮行為的懲罰等，這些可稱為制禮作刑。比及這一切都完成后，第六年才制作禮樂。這里的禮是狹義的，指禮儀、儀節。制禮作樂乃是以慶典的情勢，表現全國安寧，人心順服。故制禮作樂后，第七年便“致政成王”。
值得留意的是，《逸周書·明堂解》《禮記·明堂位》在論及周公制禮作樂時，均說到“頒懷抱”，懷抱指名分軌制、行為規范，類似荀子所說的“懷抱分界”，屬于廣義的典章軌制。由于制禮作樂的禮是狹義的禮儀、儀節，故在制作禮樂的同時，還需求“頒懷抱”。sd包養周朝的典章軌制的確是慢慢完美的，但其與制禮作樂屬于兩個分歧的系列，這在以上文獻中長短常明白的。
三
正確懂得周公制禮作樂，除了區分廣義、狹義的禮之外，辨析禮與刑的關系也至為關鍵。據學者考證，禮與刑的來源分歧。禮來源于宗教祭奠，處理的是氏族內部的關系；刑來源于戰爭，重要用于對付異族。一開始禮與刑是獨立發展的，后隨著部落聯盟和國家組織的出現，禮與刑由分走向合，禮要擴年夜到整個文明配合體，刑也要處理國家內部的牴觸。由于周人完成了由天然宗教向倫理宗教的轉變，其信仰的天或天主是品德性的至上神。天不是關注祭品的幾多，而是人間的德，只要敬天保平易近才幹獲得天命，獲得人間的統治權。故周人特別重視德，重要用德進行統治。德是抽象的，作為具體的行為規范包養意思，周人稱為典、彜、則，而典、彜、則后來被稱為禮。周人重視德，也不疏忽刑，《尚書·康誥》記周公論刑罰云：凡殺人越貨、為非作惡而不畏逝世者，凡子不孝其父、父不愛其子，弟不敬兄、兄不友其弟者，凡不遵從國君號令，欺騙平易近眾，樹立個人聲譽，煽動平易近眾冤仇他們君主及各級官員者，都要根據“文王作罰”。說明周人已把刑用于氏族內部，懲罰迫害氏族配合體的行為，包含：一、殺人、搶劫、偷盜的不符合法令行為。二、不孝、不友等違背宗法倫理的行為。三、陽奉陰違，順從君上號令的行為。此中最嚴重的罪惡是不孝、不友，被稱為“元惡年夜憝”。但孝、友作為德重要靠教化和自覺，刑只能起到輔助感化，故周人實際是以德為主，以刑為輔，主張“明德慎罰”（《尚書·康誥》），德主刑輔。后人只留意到周人“明德”的一面，疏忽或回避其“慎罰”的一面，將周公的創制稱為制禮作樂，似乎周人僅僅是以禮樂為治，顯然是不周全的。其實周公不僅制禮，還作刑，稱為制禮作刑能夠更合適。
由此可見，圍繞周公的武功武功，實際存在兩種敘述，一種是“明德慎罰”，這包養甜心是周公的主張，出現比較早，后人將其歸納綜合為德主刑輔。一種是制禮作樂，重要見于成篇于年齡戰國時期的《逸周書·明堂解》和《禮記·明堂位》，以及成書于漢代的《尚書年夜傳》。需求說明的是，年齡以前的現存文獻，禮字的應用還不廣泛，今文《尚書》有五個禮字，《詩經》有九個禮字，重要指祭奠而言。西周政治、倫理的焦點概念乃是德，作為法則稱為典、彝、則，禮便是對典、彜、則的歸納綜合，是由后者發展而來。故若換做后來的語言，明德慎罰實際也就是制禮作刑，其與后人津津樂道的制禮作樂不是統一層次的概念。制禮作刑是周公的執政方針，觸及禮制建構、司法審判等，而制禮作樂則是周公正定全國后的慶典儀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了軌制性的制禮作刑，才能夠有禮儀性的制禮作樂。但從后來的敘述來看，人們恰好將二者混淆起來，并用制禮作樂來稱頌周公的政治業績。如漢代陸賈稱：“周公制禮作樂，郊六合，甜心寶貝包養網看山水，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新語·無為》）東漢經學年夜師鄭玄說：“及成王、周公致承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毛詩正義》）《唐會要》則有“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的說法。及至宋元明清，周公制禮作樂已經成為一種書寫形式。如宋代蘇軾說：“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全國七年，制禮作樂，乃至承平，其好事至隆。”（《蘇東坡選集·奏議》）《元史·禮樂志》載：“前圣之制，至周年夜備。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而教化年夜行，邈乎不成及矣。”明代王陽明稱：“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全國，皆圣人所能為。”（《傳習錄上》）。《清史稿·志》載：“康熙二十三年，圣祖祀闕里，詔言：‘周公古年夜圣人，制禮作樂，垂法萬世，廟在曲阜，應行致祭。’”甚至于后世的統治者想宣示本身的豐功偉績，也要效法周公制禮作樂了。這時人們所說的禮顯然已不只是狹義的慶典儀式，而是“包養情婦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年夜圣乎！”（《禮記·樂記》）是軌制的極年夜完備。但這樣便存在著一個牴觸，“制禮”需求以政治安寧為條件，而要做到政治安寧又離不開德（禮）與刑。這說明以往學者用制禮作樂來歸納綜合周公的武功武功并不恰當，相反，制禮作樂需結合制禮作刑才可以獲得公道的解釋和說明。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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